方勵之教授1990年10月曼城座談會--中國？民主？前途？(示意圖)
前言﹕
方教授在曼城與香港學生的座談會--「中國？民主？前途？」是非常珍貴的記錄，相 信除在當時曼城民主中國聯盟的期刋「曙光」第六期(1991年1月15日)登載外，從未 在方教授的文集，或其他刋物上發表，事隔21年現在逍遙博上與大家分享！
曼城民主中國聯盟是由一群以香港來曼城求學年青人為骨幹的志願組織，但卻公開各界人士参加。有非香港的華裔学生、有訪問学者、華人牧者、華僑在職人士、甚至一些熱血的外籍熱心人士，都無機心而自發地在六四事件後聚在一起，担起繼續推動中国学生發起的愛国民主運動；除了和平表達抗議的遊行、絕食和向中國及英國政府的請願行動外，更多的工作是透過教育和思想交流來提高在曼城的華人社區對中國及港澳民主化發展的認知和關注。於5/11/1989正式成立，自1990年開始每月均舉辦講座、研討会，去培植華人的公民素養和意識。當知道方教授1990年6月25日被釋去国，先來英国劍橋皇家天文学院逗留六個月時，便馬上聯繫方教授，乃有10月到曼徹斯特參予座談會之美事，現兹將座談會之珍貴歷史筆錄分「字條發問」及「舉手發問」兩部份，分兩次登貼。
方教授在曼城與香港學生的座談會--「中國？民主？前途？」是非常珍貴的記錄，相 信除在當時曼城民主中國聯盟的期刋「曙光」第六期(1991年1月15日)登載外，從未 在方教授的文集，或其他刋物上發表，事隔21年現在逍遙博上與大家分享！
曼城民主中國聯盟是由一群以香港來曼城求學年青人為骨幹的志願組織，但卻公開各界人士参加。有非香港的華裔学生、有訪問学者、華人牧者、華僑在職人士、甚至一些熱血的外籍熱心人士，都無機心而自發地在六四事件後聚在一起，担起繼續推動中国学生發起的愛国民主運動；除了和平表達抗議的遊行、絕食和向中國及英國政府的請願行動外，更多的工作是透過教育和思想交流來提高在曼城的華人社區對中國及港澳民主化發展的認知和關注。於5/11/1989正式成立，自1990年開始每月均舉辦講座、研討会，去培植華人的公民素養和意識。當知道方教授1990年6月25日被釋去国，先來英国劍橋皇家天文学院逗留六個月時，便馬上聯繫方教授，乃有10月到曼徹斯特參予座談會之美事，現兹將座談會之珍貴歷史筆錄分「字條發問」及「舉手發問」兩部份，分兩次登貼。
方勵之夫婦在美北京大使館的最後一晚。
第一部份「字條發問」(15條)
中国民主前途及海外華人對中國民主可以作的貢獻：
問1：方教授認為民主對中国有何意義？民主是否解決中国現時所面對之困難的良方？作為海外的中国人及学生，我們對中国現代化可以作出甚麽貢獻？答：我首先多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跟大家談我們關心的中国問題。我們到英国已經快四個月了，我剛來時已經接到曼城民主中国联盟的邀請，可是一直因為工作繁忙，直到現在才可以跟大家討論，真是感到十分抱歉！
剛才吃飯時，我們也談到在座談會中的語言問題，究竟應該用国語、英語、或是廣東話，倒也很複雜，但亦反映了實在有很多人是關心中国的，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
對剛才主席所提的問題，我都沒有一個很成熟的見解。主席所提的都是一些很大的問題，很多人都會有不同的見解，所以我只能充當討論媒介的角色，讓大家一同討論交流。在這些問題當中，尤其以作為海外華人能夠對中国現代化作出甚麽貢獻一題，更是我以往所沒有想過的，但這卻是我們當中很多人關心的問題，所以我只能嘗試回答，卻不一定能夠令大家滿意。我想首先說說我對中國民主化的看法，在我的概念裏，中国需不需要民主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它跟中国需不需要變成發達社會，需不需要現代化，在很多含意上是共同的。中国的民主化，實際上是中国需不需要更發達，更進步，更文明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每個人都會同意中国需要民主，因為大家都同意中国應趕上世界的潮流。
第二方面，我想處理的是中国能不能民主化的問題。我認為如果中国能夠在經濟上變成為發達的社會，中國的民主化是可能的，雖然這民主化的過程可能是漫長一點，但始終是有可能的。
問2：當方教授在美国領事館聽到王丹被捕及很多学生被處決時，他的想法如何？答：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相信每一個關心中国進步的人，都會關心国內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因為人權在国內遭到踐踏是很明顯的，而這些学生的遭遇，正是最好的例證。
在這些被捕的人仕中，包括学生、工人及一般的市民。其中有些是我們所認識的，我們在使館時經已知道他們的情形，對他們的安危十分擔憂，所以當我們七月初在離開中国後，在第一次的公開會見記者時，便已要求中国當局釋放這些無故被捕的人。昨天接到從美國來的一個電話。美国国會正在討論中國M.F.Fund的問題，要徵求我的意見，我說我的立場是中國的M.F.Fund可以延長，但同時也要關心中国的人權問題，特別提到王丹等人的問 題，希望他們要求中国當局釋放這些人。
問3：中國將會走怎樣的民主化道路？海外的民運組織對中國的民主化能夠起甚麽作用？
答：我想對中國民主化應走那一條路並不是一個很容易說得清楚的問題，我只能作一些不太完備的類比，就是中國跟蘇聯及東歐国家的体制在近四十年是完全一樣，所以，現在蘇聯及東歐開始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特別是近幾年的變化，但東歐各國所走的道路也是不一樣的。
蘇聯跟匈牙利，捷克等所走的路是不一樣的，但方向卻是一樣的。而究竟中國要走蘇聯的路，還是匈牙利的路，還是捷克的路呢？現在還是很難說得清楚，很難作出有根據的預言。
第二個問題：有關海外民運組織所能夠發生的作用，接著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看見東歐及蘇聯在發展的時候，在1989年以前，經已有很多獨立的組織或運動存在，即是有一些社會壓力的存在。蘇聯雖然沒有一個全國規模的組職，但沙哈洛夫等人的活動，也起了反對或是壓力團体的作用。我覺得海外的民運的組織亦應起著壓力團体的作用，但其跟蘇聯與東歐的不同是它們是在海外。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海外的華僑往往是有一點作用的，而現在這種作用亦是在滋長中。
問4：中國民主運動的失敗，是否因為它的歷史背景、或是文化背景呢？答：去年的民主運動是失敗，但光拿一件事來說的話，那很難說清是文化的原因，或是歷史的原因，但如果說是或是歷史的原因，我覺得其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時機未成熟。東歐之民運本來比中國早得多，匈牙利在1956年及1957年經已出現了大規模的民主運動，捷克在1968年也出現了類似的運動，均被蘇聯壓下去。它們在社會上出現壓力團体，或是異見的力量都比中國早；所以，現在它們取得了成果是因為有漫長的準備，而中國在最近才開始有這種意向，所以在目前短暫的不成功，很難說是文化的原因，我們的要往下看十年的發展，才可以作出比較。
問5：中國八九民運得到香港支聯會很大的支持，但九七後香港回歸中國，當然支聯會到時便不能存在，如果中國民主改革在七年內不能成功，是否變成一個無期的希望？海外華僑在六四時很多支持學生在唱高調，不知方教授有何看法？答：去年八九民運得到了香港很大的支持，但如要希望，七年內民運能夠成功而保住香港，這個機會實在不大，我想七年內希望中国達到東歐的改革，希望實在不大。但這卻不一定表示中国民主化會变得無望，因為香港的回歸並不標誌著民運的終止，雖然我們的民運比東歐的開展得遲，但仍然在發展中，所以香港的回歸並不會終止了中國的民運。
至於有好些華僑認為學生在唱高調，無可否認，在八九民運當中，是有些組織或是有些個人的缺點，但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認識到民運期間所做的工作，均是希望中國有進步，而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應當更多的關心他們鼓勵他們，他們所進行的遊行、示威、集會實在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做成了輿論上的壓力，對大陸內部是有影響的。
問6：有人說海外華僑是革命之母，我們應否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四個現代化，中國統一及一國兩制的制度呢？答：共產黨提出了四個現代化，但十年前魏京生經已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就是民主化。如果沒有第五個現代化，前面四個也很難出現，而他的看法是正確的。所以，我認為海外華僑應該支持四個現代化，但同時也要支持中國民主化，而中國的統一也決定在民主化的問題上。現在達到統一，唯有當大家都發達了，变成了民主，統一便容易而自然得多了。
問7：我們需要民主自由，可是我們又習慣了中國的一黨專政，認為中國除了共產黨以外，便再沒有其他可以控制中國的政黨，那請方教授表達一下他的意見？答：這個問題如果一年前問我，我會覺得很難回答，但在今日，東歐已經給我們好些例子，從前它們都是一黨專政，而旦日子不比中国早，但他們都獲得了民主自由，所以，雖然中國是一黨專政，但民主自由仍是有可能實現的。
問8：你對中國和平過渡到民主制度的可行性有何意見？答：我認為這是一個最難解答的問題，因為這是一個關於怎樣行的問題，而其中涉及很多不同的因素，但在目前至少需要，或是可以作的是爭取實現國內憲法上給與人民的權利，例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是以往所沒有落實的，這是可以爭取的第一步。
問9：台灣在大陸民主化的過程中可以起甚麽作用呢？而你對台灣與大陸關係之看法如何？是否應該統一？答：我覺得台灣在大陸民主化所起的作用跟其他地方所起的作用也差不多，但如果台灣自身能夠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走得好，那肯定会對大陸帶來了壓力，那便決定在台灣自身是否能健康地民主化。就中國的統一而言，當我們回顧中國二千年的歷史，便會看見統一的時間只有三分之二，故此，我們不需要對現時中國的不統一太担心。所以這問題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民主化。
問10：目前中國需要民生或是民主？答：民生跟民主是不能分開的。去年民運之所以有這麽多參加，就是民生的問題，以往七年的改革，實在是解決了好些民生的問題，但自1986年以來，物價上漲，很多人感到問題出現了，去年之所以有很多工人及一般市民參與民運，就是關心民生的問題，所以二者是很難分開的。去年，很多人提出的是腐化的問題，因為這是直接關涉到民生的問題，而如果要解決腐化，便是民主的問題，所以二者不能分開，不可以說，先民生後民主，或是先民主後民生，因為二者本就是同一個問題。
問11：中國在開放過程中，應該跟日本学或是西歐学呢？答：我想我們需要全面開放，不要先規定学這個或是学那個，因為先有了規定，便很容易產生偏差。
問12：如果方教授將來留在海外成了一個海外中國人，他又願意担任一個怎樣的作用呢？而如果方教授在短期內回国，他又會不會担任一個政治個体户的作用呢？
答：就我而言，直至現在我仍是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表示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的關心。而如果在短期內回国，相信我很難起甚麽政治個体户的作用。我剛接到国內友人的來信，告知我有三十人被捕下獄，所以，相信我回国也沒有機會成為政治個体户。
問13：很多人認為中国的民主維繫在鄧少平的生與死，請問方教授認為鄧少平的死是否中國民主化的一個機會呢？
答：這問題就社會主義政治文化而言是頗有意義的，鄧小平的死當然會引起变化，但我們不能夠將中国民主化寄託在他一個人的身上，不能光等他的死才努力於民主化，因為另一個人上台後又可能會制造另一些政治原則，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利用這些契機，但另一方面卻不能停下來等候。
問14：現在好些海外的大陸学生，均以方教授為榜樣，但是否每個人都應該先在学術上作出貢獻才關心中国民主化的問題，不知道方教授在這方面的想法如何？
答：我想對中国的進步，中国的民主化的貢献，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道路，並不是只有我，可以像我先做科学，再關心民主，但也可走其他的路，因為社會是多樣化的，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關心推動中國的進步。
問15：一些英国教授被邀往国內訪問，他們應否接受這些邀請，因為這可能會造成自由的假象，對中國的民主化有損，不知方教授有甚麽意見？
答：這問題在大使館中我們已經遇到，在大使館中我們很少接見賓客，但其中有一個來訪者是來自美国科学院的，他們所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我覺得美国科学院支持科学家作個人的訪問是應當的，以保持與中国科学家的接觸，對中国的進步會有好處，但我卻反對他們被中国官方利用作為宣傳，如果他們遇到這樣的情況便要公開地表示關心中国的人權，甚至是某些人的處境，以表明自身的立場，相信英國的同事亦應該抱持這樣的態度。
第二部份「舉手發問」(9條) +後記
中国民主前途及海外華人對中國民主可以作的貢獻：
問1：方教授認為民主對中国有何意義？民主是否解決中国現時所面對之困難的良方？作為海外的中国人及学生，我們對中国現代化可以作出甚麽貢獻？答：我首先多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跟大家談我們關心的中国問題。我們到英国已經快四個月了，我剛來時已經接到曼城民主中国联盟的邀請，可是一直因為工作繁忙，直到現在才可以跟大家討論，真是感到十分抱歉！
剛才吃飯時，我們也談到在座談會中的語言問題，究竟應該用国語、英語、或是廣東話，倒也很複雜，但亦反映了實在有很多人是關心中国的，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
對剛才主席所提的問題，我都沒有一個很成熟的見解。主席所提的都是一些很大的問題，很多人都會有不同的見解，所以我只能充當討論媒介的角色，讓大家一同討論交流。在這些問題當中，尤其以作為海外華人能夠對中国現代化作出甚麽貢獻一題，更是我以往所沒有想過的，但這卻是我們當中很多人關心的問題，所以我只能嘗試回答，卻不一定能夠令大家滿意。我想首先說說我對中國民主化的看法，在我的概念裏，中国需不需要民主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它跟中国需不需要變成發達社會，需不需要現代化，在很多含意上是共同的。中国的民主化，實際上是中国需不需要更發達，更進步，更文明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每個人都會同意中国需要民主，因為大家都同意中国應趕上世界的潮流。
第二方面，我想處理的是中国能不能民主化的問題。我認為如果中国能夠在經濟上變成為發達的社會，中國的民主化是可能的，雖然這民主化的過程可能是漫長一點，但始終是有可能的。
問2：當方教授在美国領事館聽到王丹被捕及很多学生被處決時，他的想法如何？答：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相信每一個關心中国進步的人，都會關心国內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因為人權在国內遭到踐踏是很明顯的，而這些学生的遭遇，正是最好的例證。
在這些被捕的人仕中，包括学生、工人及一般的市民。其中有些是我們所認識的，我們在使館時經已知道他們的情形，對他們的安危十分擔憂，所以當我們七月初在離開中国後，在第一次的公開會見記者時，便已要求中国當局釋放這些無故被捕的人。昨天接到從美國來的一個電話。美国国會正在討論中國M.F.Fund的問題，要徵求我的意見，我說我的立場是中國的M.F.Fund可以延長，但同時也要關心中国的人權問題，特別提到王丹等人的問 題，希望他們要求中国當局釋放這些人。
問3：中國將會走怎樣的民主化道路？海外的民運組織對中國的民主化能夠起甚麽作用？
答：我想對中國民主化應走那一條路並不是一個很容易說得清楚的問題，我只能作一些不太完備的類比，就是中國跟蘇聯及東歐国家的体制在近四十年是完全一樣，所以，現在蘇聯及東歐開始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特別是近幾年的變化，但東歐各國所走的道路也是不一樣的。
蘇聯跟匈牙利，捷克等所走的路是不一樣的，但方向卻是一樣的。而究竟中國要走蘇聯的路，還是匈牙利的路，還是捷克的路呢？現在還是很難說得清楚，很難作出有根據的預言。
第二個問題：有關海外民運組織所能夠發生的作用，接著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看見東歐及蘇聯在發展的時候，在1989年以前，經已有很多獨立的組織或運動存在，即是有一些社會壓力的存在。蘇聯雖然沒有一個全國規模的組職，但沙哈洛夫等人的活動，也起了反對或是壓力團体的作用。我覺得海外的民運的組織亦應起著壓力團体的作用，但其跟蘇聯與東歐的不同是它們是在海外。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海外的華僑往往是有一點作用的，而現在這種作用亦是在滋長中。
問4：中國民主運動的失敗，是否因為它的歷史背景、或是文化背景呢？答：去年的民主運動是失敗，但光拿一件事來說的話，那很難說清是文化的原因，或是歷史的原因，但如果說是或是歷史的原因，我覺得其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時機未成熟。東歐之民運本來比中國早得多，匈牙利在1956年及1957年經已出現了大規模的民主運動，捷克在1968年也出現了類似的運動，均被蘇聯壓下去。它們在社會上出現壓力團体，或是異見的力量都比中國早；所以，現在它們取得了成果是因為有漫長的準備，而中國在最近才開始有這種意向，所以在目前短暫的不成功，很難說是文化的原因，我們的要往下看十年的發展，才可以作出比較。
問5：中國八九民運得到香港支聯會很大的支持，但九七後香港回歸中國，當然支聯會到時便不能存在，如果中國民主改革在七年內不能成功，是否變成一個無期的希望？海外華僑在六四時很多支持學生在唱高調，不知方教授有何看法？答：去年八九民運得到了香港很大的支持，但如要希望，七年內民運能夠成功而保住香港，這個機會實在不大，我想七年內希望中国達到東歐的改革，希望實在不大。但這卻不一定表示中国民主化會变得無望，因為香港的回歸並不標誌著民運的終止，雖然我們的民運比東歐的開展得遲，但仍然在發展中，所以香港的回歸並不會終止了中國的民運。
至於有好些華僑認為學生在唱高調，無可否認，在八九民運當中，是有些組織或是有些個人的缺點，但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認識到民運期間所做的工作，均是希望中國有進步，而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應當更多的關心他們鼓勵他們，他們所進行的遊行、示威、集會實在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做成了輿論上的壓力，對大陸內部是有影響的。
問6：有人說海外華僑是革命之母，我們應否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四個現代化，中國統一及一國兩制的制度呢？答：共產黨提出了四個現代化，但十年前魏京生經已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就是民主化。如果沒有第五個現代化，前面四個也很難出現，而他的看法是正確的。所以，我認為海外華僑應該支持四個現代化，但同時也要支持中國民主化，而中國的統一也決定在民主化的問題上。現在達到統一，唯有當大家都發達了，变成了民主，統一便容易而自然得多了。
問7：我們需要民主自由，可是我們又習慣了中國的一黨專政，認為中國除了共產黨以外，便再沒有其他可以控制中國的政黨，那請方教授表達一下他的意見？答：這個問題如果一年前問我，我會覺得很難回答，但在今日，東歐已經給我們好些例子，從前它們都是一黨專政，而旦日子不比中国早，但他們都獲得了民主自由，所以，雖然中國是一黨專政，但民主自由仍是有可能實現的。
問8：你對中國和平過渡到民主制度的可行性有何意見？答：我認為這是一個最難解答的問題，因為這是一個關於怎樣行的問題，而其中涉及很多不同的因素，但在目前至少需要，或是可以作的是爭取實現國內憲法上給與人民的權利，例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是以往所沒有落實的，這是可以爭取的第一步。
問9：台灣在大陸民主化的過程中可以起甚麽作用呢？而你對台灣與大陸關係之看法如何？是否應該統一？答：我覺得台灣在大陸民主化所起的作用跟其他地方所起的作用也差不多，但如果台灣自身能夠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走得好，那肯定会對大陸帶來了壓力，那便決定在台灣自身是否能健康地民主化。就中國的統一而言，當我們回顧中國二千年的歷史，便會看見統一的時間只有三分之二，故此，我們不需要對現時中國的不統一太担心。所以這問題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民主化。
問10：目前中國需要民生或是民主？答：民生跟民主是不能分開的。去年民運之所以有這麽多參加，就是民生的問題，以往七年的改革，實在是解決了好些民生的問題，但自1986年以來，物價上漲，很多人感到問題出現了，去年之所以有很多工人及一般市民參與民運，就是關心民生的問題，所以二者是很難分開的。去年，很多人提出的是腐化的問題，因為這是直接關涉到民生的問題，而如果要解決腐化，便是民主的問題，所以二者不能分開，不可以說，先民生後民主，或是先民主後民生，因為二者本就是同一個問題。
問11：中國在開放過程中，應該跟日本学或是西歐学呢？答：我想我們需要全面開放，不要先規定学這個或是学那個，因為先有了規定，便很容易產生偏差。
問12：如果方教授將來留在海外成了一個海外中國人，他又願意担任一個怎樣的作用呢？而如果方教授在短期內回国，他又會不會担任一個政治個体户的作用呢？
答：就我而言，直至現在我仍是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表示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的關心。而如果在短期內回国，相信我很難起甚麽政治個体户的作用。我剛接到国內友人的來信，告知我有三十人被捕下獄，所以，相信我回国也沒有機會成為政治個体户。
問13：很多人認為中国的民主維繫在鄧少平的生與死，請問方教授認為鄧少平的死是否中國民主化的一個機會呢？
答：這問題就社會主義政治文化而言是頗有意義的，鄧小平的死當然會引起变化，但我們不能夠將中国民主化寄託在他一個人的身上，不能光等他的死才努力於民主化，因為另一個人上台後又可能會制造另一些政治原則，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利用這些契機，但另一方面卻不能停下來等候。
問14：現在好些海外的大陸学生，均以方教授為榜樣，但是否每個人都應該先在学術上作出貢獻才關心中国民主化的問題，不知道方教授在這方面的想法如何？
答：我想對中国的進步，中国的民主化的貢献，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道路，並不是只有我，可以像我先做科学，再關心民主，但也可走其他的路，因為社會是多樣化的，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關心推動中國的進步。
問15：一些英国教授被邀往国內訪問，他們應否接受這些邀請，因為這可能會造成自由的假象，對中國的民主化有損，不知方教授有甚麽意見？
答：這問題在大使館中我們已經遇到，在大使館中我們很少接見賓客，但其中有一個來訪者是來自美国科学院的，他們所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我覺得美国科学院支持科学家作個人的訪問是應當的，以保持與中国科学家的接觸，對中国的進步會有好處，但我卻反對他們被中国官方利用作為宣傳，如果他們遇到這樣的情況便要公開地表示關心中国的人權，甚至是某些人的處境，以表明自身的立場，相信英國的同事亦應該抱持這樣的態度。
第二部份「舉手發問」(9條)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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