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9日和30日，「反右運動」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洛杉磯舉行。圖為方勵之教授主持研討會，前台就坐的發言人為(左起)﹕姚監復、胡平、陳彥、陳奎德、高瑜。
方勵之教授1990年10月曼城座談會--中國？民主？前途？
方勵之教授1990年10月曼城座談會--中國？民主？前途？
第二部份「舉手發問」(9條)
+後記問1：民生跟民主應如何並進呢？
答：民生，民主之並行是經濟改革跟政治改革要並進，因經濟之發展跟政治之發展是很難完全脫開的。例如經濟改革帶來了很多個体户，而個体户均要求有公平的法律，以保障他們的權益，免得抽稅員在評稅時上下其手，貪污舞弊，造成不公平的情況。而要求公平法制的建立，便涉及政治之改革。故此經濟改革面對著重重的政治改革問題，二者是不可以分開的。
問2：華僑在支持中國民主化方面應向那個方向走呢？答：就華僑而言，我跟他們的接觸比較少，故了解不深，但對中國民主化的貢獻，可以每人不同。例如昨年民運是其一種方式，而在經濟止幫助中國進步也是一種方式，可是華僑亦應對中國的政策保持著獨立的批判性，才能產生壓力使中國走向民主的改革。
問3：海外民運往往表現為一種反共的運動。會不會一些共產黨內一些明智，反腐化的人團結起來抵制民主化呢？而原先民主化是可以從共產黨內部發展的，現在會不會因著外面的壓力太大而造成共產黨團結起來反對民主化進程呢？答：這問題很難一概而論，共產黨內都是否能團結一致是一個問題，外面的壓力夠不夠大又會不會迫使共產黨進行改革也是一個問題。故此，如果在能夠有一些獨立的壓力團体，尤其是在國內，總的來說對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好的。
問4：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將會對中國民主化起甚麽作用？
答：這問題對我來說一直很困惑，因為問題是甚麽叫中国文化，可能海內跟海外的看法會很不一樣。例如對河殤的反應不一，國外的人很反對，但國內卻很多人支持，因為大家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不同，如果我們不能夠對中國文化清楚定義，我們便不能夠清楚地說明究竟中国文化助長或是阻礙中國民主化的發展。故此，我們應該以較具体的方式討論，比如看1949年以後之制度是否需要改变，是否能改变，這就比較清楚，比討論文化問題更容易。
問5：中國歷來均是獨裁統治的，而單以學生跟海外的力量，能否推翻這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呢？
答：中國歷來均是獨裁統治的，但這並不單是中國的問題，很多其他国家均有類似的問題。但是，近代好些這類的國家都有了改变，它們都已步向民主化，這是世界的潮流‧故此，中國亦不能在這方面落後。雖然中國以往並沒有民主，但同樣中國以往也沒有現代科學，何以現在又搞現代科學呢？中國需要頗長的一段時間才能接受現代科學，同樣，相信中國也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才能夠接受民主。
問6：方教授，你對民陣及民聯有何看法？你會否參加任何民運組織嗎？你認為學運領袖，如吾爾開希、柴玲等是否應該返回大学唸書呢？
答：我個人並不認識吾爾開希、柴玲等学生領袖，至今也沒有跟他們見面。但我對所有流亡海外的學生均希望他們先唸書，這是我的建議，因為唯有這樣才能夠充實自己，作更多的貢獻。關於民陣及民聯均各有特性，過往一年來它們所做的工作都是值得肯定的。
問7：西方各国對中國民主化的態度怎樣？
答：我覺得這個問題實在值得研究，因前世界的政治漸趨一体化，中國之民主化必定在這背境中慢慢走，而如果我們想推動中国慢慢走，便必要了解這環境。目前美國總統，國會均希望鄧少平政府能夠有改進，而美国的知識分子都把著更大的期望，相信英國的情況亦然。故此，在給與中國壓力方面，不單是政府的態度，更爭取知識分子的支持。
問8：你期望這兩代的民運份子能達到甚麽成果？
答：在我看來，在海外我們可以做甚麽東西均沒有問題。但在国內如果我們希望達到甚麽成果，便應小心考慮到步驟的問題，而以下的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第一步是希望回復到1986年至六四前的情況，在1986年後國內漸漸出現了一些獨立的知識分子團体(Community) ，這是中国憲法內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容許的，所以，相信是可慢慢達到的。
問9：香港九七後對中國民主化可以扮演甚麽的角色？英国有好些香港來的留学生，你認為他們對中国民主化能夠有甚麽貢獻呢？答：到目前為止，香港仍沒有民主。笌一次直選是1992年，如果能慢慢民主化，始終對中國有影响，而香港的知識分子能夠使香港民主化，而又保持良好的經济狀況，便能夠產生示範的作用。
答：民生，民主之並行是經濟改革跟政治改革要並進，因經濟之發展跟政治之發展是很難完全脫開的。例如經濟改革帶來了很多個体户，而個体户均要求有公平的法律，以保障他們的權益，免得抽稅員在評稅時上下其手，貪污舞弊，造成不公平的情況。而要求公平法制的建立，便涉及政治之改革。故此經濟改革面對著重重的政治改革問題，二者是不可以分開的。
問2：華僑在支持中國民主化方面應向那個方向走呢？答：就華僑而言，我跟他們的接觸比較少，故了解不深，但對中國民主化的貢獻，可以每人不同。例如昨年民運是其一種方式，而在經濟止幫助中國進步也是一種方式，可是華僑亦應對中國的政策保持著獨立的批判性，才能產生壓力使中國走向民主的改革。
問3：海外民運往往表現為一種反共的運動。會不會一些共產黨內一些明智，反腐化的人團結起來抵制民主化呢？而原先民主化是可以從共產黨內部發展的，現在會不會因著外面的壓力太大而造成共產黨團結起來反對民主化進程呢？答：這問題很難一概而論，共產黨內都是否能團結一致是一個問題，外面的壓力夠不夠大又會不會迫使共產黨進行改革也是一個問題。故此，如果在能夠有一些獨立的壓力團体，尤其是在國內，總的來說對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好的。
問4：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將會對中國民主化起甚麽作用？
答：這問題對我來說一直很困惑，因為問題是甚麽叫中国文化，可能海內跟海外的看法會很不一樣。例如對河殤的反應不一，國外的人很反對，但國內卻很多人支持，因為大家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不同，如果我們不能夠對中國文化清楚定義，我們便不能夠清楚地說明究竟中国文化助長或是阻礙中國民主化的發展。故此，我們應該以較具体的方式討論，比如看1949年以後之制度是否需要改变，是否能改变，這就比較清楚，比討論文化問題更容易。
問5：中國歷來均是獨裁統治的，而單以學生跟海外的力量，能否推翻這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呢？
答：中國歷來均是獨裁統治的，但這並不單是中國的問題，很多其他国家均有類似的問題。但是，近代好些這類的國家都有了改变，它們都已步向民主化，這是世界的潮流‧故此，中國亦不能在這方面落後。雖然中國以往並沒有民主，但同樣中國以往也沒有現代科學，何以現在又搞現代科學呢？中國需要頗長的一段時間才能接受現代科學，同樣，相信中國也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才能夠接受民主。
問6：方教授，你對民陣及民聯有何看法？你會否參加任何民運組織嗎？你認為學運領袖，如吾爾開希、柴玲等是否應該返回大学唸書呢？
答：我個人並不認識吾爾開希、柴玲等学生領袖，至今也沒有跟他們見面。但我對所有流亡海外的學生均希望他們先唸書，這是我的建議，因為唯有這樣才能夠充實自己，作更多的貢獻。關於民陣及民聯均各有特性，過往一年來它們所做的工作都是值得肯定的。
問7：西方各国對中國民主化的態度怎樣？
答：我覺得這個問題實在值得研究，因前世界的政治漸趨一体化，中國之民主化必定在這背境中慢慢走，而如果我們想推動中国慢慢走，便必要了解這環境。目前美國總統，國會均希望鄧少平政府能夠有改進，而美国的知識分子都把著更大的期望，相信英國的情況亦然。故此，在給與中國壓力方面，不單是政府的態度，更爭取知識分子的支持。
問8：你期望這兩代的民運份子能達到甚麽成果？
答：在我看來，在海外我們可以做甚麽東西均沒有問題。但在国內如果我們希望達到甚麽成果，便應小心考慮到步驟的問題，而以下的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第一步是希望回復到1986年至六四前的情況，在1986年後國內漸漸出現了一些獨立的知識分子團体(Community) ，這是中国憲法內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容許的，所以，相信是可慢慢達到的。
問9：香港九七後對中國民主化可以扮演甚麽的角色？英国有好些香港來的留学生，你認為他們對中国民主化能夠有甚麽貢獻呢？答：到目前為止，香港仍沒有民主。笌一次直選是1992年，如果能慢慢民主化，始終對中國有影响，而香港的知識分子能夠使香港民主化，而又保持良好的經济狀況，便能夠產生示範的作用。
1990年李淑嫻（左）與方勵之（右）在法國第一次見林希翎（中）。
後記
﹕我於1989年10月3日往曼城科技大学讀為期一年的資訊科技系統管理碩士課程，是對六四民運被鎮壓扼殺的一個心理反彈，不甘社會公義被強橫剝奪，乃意氣用事地辭職來英念書，以自我安慰地證明還可掌控一己的命運和人生！曼民联的成立，正滿足了我不甘言棄，繼續尋索自由民主之路的訴求。主要參與資料搜集的工作(當年未有谷歌互联網)，在復活節假回港療思家病時，也協調到支联會及夏其龍神父的天主教民運資料中心搜集相片、文稿，為曼城舉行六四一週年紀念的壁佈展覽而稍盡棉力。
同時，神又透過曼民联中的牧者、基督徒，和無數見証者，叫我經過三個月的思想掙扎後降服信主。漸漸認識感受到中國民主化的成敗，不在乎少數的領袖人物如方勵之、王丹、劉賓雁、王若望，也不單靠体制內的改革，卻在乎國人生命的質變。我的福音信仰救國的理念，于兹慢慢萌長，故此回港後轉向在個人屬靈生命上謀長進，為曼民联撰寫的「方勵之政治言論集選介」便成為我学生民運參與的絕唱。
曼民联的活動究竟維持了多久已不得而知，手上「曙光」收到1990年12月第十期便沒有了，大概在眾骨幹成員学成回港後便不得不止息。但我還是感謝神給我當年參與的契機，沒想到21年後藉著逍遙博又火鳳凰再生，我的福音信仰救國的理念不变，藉著無遠弗屆的互联網的威力，叫我這異象理念得更堅定的印証和實踐，不亦樂乎！故自命為Happy
Hung， 願與大家結伴同行，快哉續走此民主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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